BIS亚太顾问委员会工作组发布《亚太地区通胀、外部金融环境及宏观金融稳定框架》报告

2022年11月，国际清算银行亚太顾问委员会（ACC）成立“亚太地区通胀、外部金融环境及宏观金融稳定框架”工作组，成员由来自中国、澳大利亚、香港地区、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的专家组成，金融研究所周诚君所长代表人民银行参加。工作组研究分析了2021年末至今ACC成员央行和监管当局如何运用和完善宏观金融稳定框架，来应对通胀以及减轻国际金融环境收紧对本国/地区经济金融的影响，撰写了报告《亚太地区通胀、外部金融环境及宏观金融稳定框架》（以下简称《报告》，全文下载链接：https://www.bis.org/publ/othp78.pdf  ）。2023年9月，BIS行长例会讨论并通过成果报告。

《报告》介绍了2022年，亚太地区各经济体为应对疫情冲击、全球高通胀以及外部金融环境收紧所选用的政策组合和实施效果。主要内容如下：

一、外部冲击及其影响

2022年，亚太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一系列冲击，尽管供应链中断的影响逐渐减弱，但通胀仍普遍较高。金融方面，大多数地区经历了货币贬值、债券收益率上升，以及跨境资本流动波动性增强。

各经济体对外部冲击的反应敏感度与其结构因素、经济状况和政策缓冲等有关。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多数经济体通胀率上升，依赖进口必需品的经济体受影响明显。但亚太地区经济体主要依赖国内融资，这有助于减轻外部冲击对国内金融体系的影响。亚太地区通过近几十年的改革，金融体系韧性增强，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缓冲逐步提高，外汇储备水平有所上升，货币政策框架更加完善。然而，与疫情前相比，2022年，区域内经济体的债务普遍较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策空间。

通胀的驱动因素由供给侧逐渐转至需求侧，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和通胀预期管理有助于遏制通胀的第二轮效应。2022年上半年，供给侧因素是通胀高企的主要原因，而在2022 年后期，需求侧因素变得更加重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工资谈判安排以及公司之间的竞争程度，通常有助于遏制通胀的第二轮效应。过去，在锚定通胀预期方面取得的成效也减弱了这种风险。

汇率波动通过三个渠道对宏观经济金融产生影响。一是价格传导渠道。汇率变化影响可贸易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通胀。尽管大多数经济体对汇率变化引发通胀的敏感性逐渐下降，但货币贬值幅度较大，且存在潜在的非线性因素，部分经济体受通胀影响较大。二是贸易传导渠道。货币贬值刺激了经济增长，大宗商品出口国受益明显。三是金融传导渠道。2022年，汇率波动较大，外币债券和外国投资者持有的本币债券承受卖出压力，对经济构成了挑战。然而，一系列因素有助于区域内经济体应对这些挑战，包括有限的外部债务、运作良好的金融市场、充足的外汇储备以及日益深化的国内投资者基础。

二、应对冲击的政策工具选择

2022年，大多数亚太经济体当局倾向于针对每个政策目标使用一个主要工具，并辅以多个辅助工具。

为实现价格稳定，利率仍然是主要工具。各央行加息的时间点和力度不同，主要由于各经济体经济复苏的力度、债务状况和政策传导存在差异。在提高利率之前，采取补充措施有助于降低通胀的影响。

在维护国内金融稳定方面，宏观审慎工具继续发挥核心作用。一些经济体加强了与房地产相关的宏观审慎措施，而其他经济体则放宽了这些措施，具体取决于房地产市场的趋势。除宏观审慎政策外，经济体还根据具体情况适度调整早期引入的监管措施和流动性补充措施。

在维护外部金融稳定方面，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外汇干预视为应对外汇波动过度的第一道防线。灵活的汇率在吸收冲击方面作用显现，但针对投机行为和过度外汇波动，一些新兴经济体仍需要进行干预。一些央行认为，在急剧贬值可能对通胀目标构成风险的情况下，外汇干预是有必要的。此外，一些经济体使用了与外汇相关的宏观审慎措施。宏观审慎措施的实施强度和频率在各经济体呈现差异，主要受金融市场深度、流动性充足性、外汇风险敞口对冲程度、外汇储备等因素影响。

三、政策工具选择的演变

与疫情前相比，2022年，亚太地区经济体的政策工具选择略有差别。疫情爆发前，许多央行针对一个政策目标主要使用一个工具，而2022年，区域内经济体央行在更有力地使用主要工具的同时，更多地使用辅助工具。

未来，若通胀接近央行目标，全球金融条件逐渐稳定，各经济体中央银行可能重新平衡其政策组合，并重建政策缓冲。部分经济体可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政策组合，或从2020年至2022年的多种政策工具实践中得出经验，采用不同的组合。由于疫情后经济金融环境发生变化，任何政策的转变都须谨慎。